1932年1月23日，吴铁城根据与蔡廷锴和戴戟的讨论结果，告知南京：

如不接受日方全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必定会有所行动。他们决定，一旦日军侵入华界，第19路军即将实行抵抗。

对此，南京行政院长孙科与汪精卫、蒋介石紧急磋商后明确要求吴铁城采取缓和态度，称：

“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至不得已时，可设法使反日运动表面冷静，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团体名义，俾无所借口。”

为此，南京还专门派张静江、居正、叶楚伧等前往上海传达中央旨意，进行劝说，这也就是吴铁城最终表示接受日方全部要求，且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公告取消一切抗日团体的原因所在。

要设法避免与日军发生大规模冲突，仅仅答应向日方道歉、赔偿、惩凶和取缔一切抗日团体以外，还必须设法将不受南京中央控制的第19路军撤离淞沪前线，使之不与日军发生直接接触。

24日，军政部长何应钦赶往上海，当面要求蔡廷锴、戴戟人等将已经推进布防在真如镇一带的部队即可撤至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

同时，急调宪兵第6团于27日赶往上海，令第19路军将已经部署在日军进攻必经之路闸北一带的部队防务移交给该团接收。

然而，让何应钦没有想到的是，宪兵第6团先头部队虽于28日夜赶到上海真如镇第19路军临时指挥部，此时的日军已经开始对闸北大举进攻，换防之令只好作废。

日军对闸北的全面进攻发起于1932年1月28日晚11时30分左右。

一路沿天通庵路向上海北站侧后，一路由吟桂路西进转入横浜路，一路由虬江路直扑上海北站，三路均以装甲车开道，并附以数百名日军。

第19路军沉着应战，用机关枪和手榴弹狙击日军，成功地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29日凌晨1时45分左右，日军又向第19路军守军正面发起第二波冲锋，双方激烈交火后展开了白刃战，天通庵车站一度失守。随后，第19路军一支预备队赶来增援，日军终被击退。

凌晨5时30分左右，日军在出动飞机轰炸后，又发动了第三波冲锋。第19路军在正面防守的同时，出其不意地以一支部队杀向日军侧背，日军猝不及防，慌忙撤退。

当天上午10时左右，日军在飞机轰炸之后再度发起进攻，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均被炸中起火，上海北站也一度失守，但在反复争夺后，日军终于被第19路军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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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淞沪会战被日军炸毁的商务印书馆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晚，第19路军又发动反攻，日军被迫全部退出了闸北地区。

这时，日军在上海的兵力除了24艘军舰和20余架飞机以外，用于地面作战的只有1800余名海军陆战队员和三四千名武装的日侨。

负责指挥的海军少将盐泽辛发动进攻时，完全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以为凭借这几千日本人就能够轻易地拿下闸北地区。

可是，他没想到，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战斗，付出了数百人伤亡的沉重代价，却没有攻破中国军队的防地。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决定停止进攻，以同意英、美领事出面调停为幌子，以便争取时间从国内增派部队前来上海。

29日下午，日方接受了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提出的方案，与第19路军达成了从当晚8时开始暂时停战的协议。

31日，英、美两国总领事再度出面约中日当局在英国驻沪总领事馆磋商避免作战办法，公共租界英军司令提议，日军退至1月28日以前的位置，中国军队也退至安全地带，设立由中立国军队保护的中立区。

日方对此表示反对，但愿意请示本国政府，故中日军队继续停战3天。

眼看停战期限将到，英、美、法、意等国驻沪总领事于2月2日共同提出新的停战办法：

（1）双方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动。

（2）双方不再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

（3）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作战地点。

（4）设立中立区域，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区域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

（5）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件，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12月19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员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

对此，日方表示，可以接受（1）（3）（4）项。

这时，日方在这停战的数天时间里，得以从国内增调约5000名陆战队员和30余架飞机及2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与1艘水雷船。

因此，停战时间尚未期满，日军就再度向闸北、八字桥、江湾一线发动了进攻，日军航空队和20余艘军舰还猛烈攻击了吴淞炮台。

次日，日军更全面发起总攻。从上午7时开始，日军以3000兵力集中进攻闸北上海北站、宝山路、西宝兴路第19路军阵地，激战一天，中国军队阵地失而复得。

而在吴淞方面，在日军十余艘军舰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炮台几乎全毁，要塞司令失踪，士兵亦四散，但是，协助防守炮台的第19路军官兵成功阻止了日军登陆的企图。

面对淞沪抗战的爆发，蒋介石、国民党中政会以及国民政府外交部等都先后表明了坚决抵抗的态度。

蒋介石尤其担心日本有侵占整个东南的企图，因而明确主张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其在《告全国将士电》中公开宣告：

“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国民党中政会亦为淞沪抗战事推举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决议将政府迁至洛阳，以免受日舰的威胁，同时公开表明了“有关主权领土，决不能丝毫让步，对暴力来侵犯时，必须抵抗”的态度。

国民政府外交部也专门就淞沪事变发表宣言，强调：“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

1月30日起，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等机关陆续从南京移至洛阳，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及职员、印信和案卷，也都输送到了洛阳，仅留下军政部和外交部，以便工作。

由于坚信对日作战必须“顾虑实际利害”和现实力量对比，害怕过分强硬会造成不利结果，蒋介石依旧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

战斗刚打了一天，发现日军主动接受了自29日晚暂时停战的情况，国民党中马上就有人开始对和平抱以希望了。特别是直接负责淞沪战役指挥的何应钦，这时尤其不愿看到战事扩大和延续。

30日，中央军第261旅旅长宋希濂请求参战，何应钦不加分析地予以拒绝。次日，何应钦电告吴铁城等：

“我国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面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接受……望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通令所部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长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须遵守。”

2月2日，知英、美、法、意提出停战方案，他更是电告第19路军将领：“如敌允撤兵，我亦不反对，除戒备外，暂行停止进攻。”

对此，蒋介石显然也是同意的。他在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

蒋介石的上述日记是在3日日军增兵数千再度发起进攻之后写的，他对英、美各国的调停依旧寄予强烈的希望，认为有可能在不丧国权和不失守土的条件下，与日本达成停战。

但是，蒋介石也很清楚，要想在不失颜面的情况下与日本妥协，军事上能够守得住才是关键。

因此，日军新的进攻刚一开始，蒋介石亦开始准备增兵和制定作战计划。他明确告诉陈铭枢：

“如倭以两师以上陆军参战，则我方应另定计划与之正式作战，飞机与陆军须预定协同作战计划，突然进攻使敌猝不及防也。”

为此，他急调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鼎文第9师赴沪增援；并下令将散驻京沪、京杭线上的第87、第88两师合编成第5军，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率领参战；同时，指示何应钦为第19路军调拨炮兵增援，并准备出动飞机作战。

蒋介石还去电激励第19路军将领：“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亦随即电告第19路军，已令财政部拨款5万元慰劳前线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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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阵以待的第十九路军官兵 图片来自网络

与此同时，军事委员会还通电将全国划分为4个防区：第一个防区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个防区为黄河以南，以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个防区为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区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

并决定：“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同时，并电令川、湘、黔、鄂、陕、豫各省出兵作总预备队。”

由于日军不仅坚持不撤兵，而且增兵不断，直接负责淞沪抗战指挥之责的蒋介石、何应钦公开宣示抵抗的决心。表示：“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为求洽而不可得，欲忍辱而不可能，势非积极准备军事彻底抗战，再无交涉妥协之望。”

据已有资料，蒋介石曾先后命令第1师、第9师、第10师、第83师星夜开赴浙江和上海近郊，并命令由蚌埠调至苏州、无锡一线的第47师立即抽调一个团去上海归第19路军指挥。

包括处于“剿共”前线的第18军，蒋介石也要求该军要设法抽身，“如不得已，令其先击破攻赣之匪后，再行出发亦可”。

同时，考虑到第19路军兵员的巨大损失，他还早早就指示上官云相、刘峙等从中央军中挑选了2000名士兵先行补充第19路军，并要他们另外代募新兵5000人。

而对于第19路军和第5军战斗中大量消耗的武器弹药，更是源源不断地大量接济，使之在与日军的激战中始终保持着相当强的火力。

淞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先后补充给第19路军的步枪1500枝，机关枪130挺，各种火炮73门，各种枪弹1109万发，各种炮弹73400颗，手榴弹167000余枚。补充第5军的步枪1600余枝，机关枪12挺，各种枪弹763万发，各种炮弹16000余颗，手榴弹5万枚。

淞沪抗战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功，已经大大超出了何应钦等人的预计。越是如此，他们也就越是希望能够乘胜收兵。他们心理上认定中国打不过日本，真的把日本打急了，不顾一切地增兵上海，那时，反而没有体面地停战的可能。

因此，当发现日军第24旅团1万人陆续在上海登陆，其第9师团2万人也渐次到达之后，何应钦首先就沉不住气了。

他从2月8日起接连电告吴铁城等人：“我国对外一切军事，平时毫无准备，兄等所深悉。是以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为国家多留一份元气也。”

“日陆军源源而来，战事若再持久，我方必失败无疑。请兄力排众议，照迭电乘我军在优越地位时设法转圜停战，万勿犹豫，致逸良机。”“至所谓适可而止者，盖本自卫限度，勿使事态扩大，而期得到各国同情，予暴日以悟境，稍戢凶锋，另图解决和平。”

中日问题必须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单纯军事手段必使整个国家“糜烂而不可收拾也”。

其实，蒋介石在这方面也同样心存顾虑，其2月9日给何应钦、陈铭枢的电报就特别强调：

“如日陆军既加入参战，则我军应即缩短战线，重新布置，必立于进可战或退可守之地，且使无论和战皆不失于被动地位为要。”

何应钦更是坚持以不败为前提，故在日本陆军参战后，再三要求第19路军“酌量后退”，仅以吴淞、江湾、天通庵之线作为前进阵地，而将主要阵地后移到杨家行、大场、真如一线，并在浏河、嘉定、南翔建立第二道防线，前线兵力的配置不宜过厚，须将重兵置于后方；尤其是在南市方向万勿主动挑战，以免事态扩大。

蒋介石、何应钦这时在军事上的保守谨慎，还源于其对日军意图判断有误。他们认为，日军进攻淞沪的目的，“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故在军事部署上不敢在上海投入太多的兵力，随时准备日军突破淞沪，或南下西渡黄浦江，向纵深发展，夺取南京。

因为，京沪杭防区只有第19路军和第87、第88两个缺编的师，这不足5个师的兵力在战争一爆发就先后投入淞沪防线，后方自然出现一个真空地带。

因此，淞沪抗战刚一爆发，国民政府就被迫迁都洛阳，并紧急从附近地区和“剿共”前线抽调兵力填防京沪杭防区，准备应付日军向南京甚至武汉推进。

对于京沪杭的布防，国民政府则任命陈铭枢担任京沪铁路方面防卫，为左翼军总指挥；任命蒋鼎文为右翼军总指挥，率第2、第14军由“剿共”前线移师沪杭，在川沙、枫泾、吴江构筑第一线阵地，在嘉善、平湖、乍浦构筑第二线阵地。其所调第1、第9、第10、第83各师，亦大都首先填防于京沪之间各战略要点布防。

结果，淞沪会战期间的蒋、何确实大力增调援兵，连同第5军的2个师在内，所调援兵10个师以上。但因太过考虑后方的兵力，再加上一些部队调动颇费周折，这些援兵多半未能完全到达上海前线。

真正在淞沪浴血奋战的，只是第19路军和第5军而已。仅靠这不足5个师的兵力在上海不分白昼地持续与不断增多的优势日军浴血鏖战，后果可想而知。

自2月7日起，第19路军即遭到日本陆军第24混成旅团的猛烈进攻。日军在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的指挥下，把主攻方向转到吴淞和江湾方向。

中日军队在蕴藻浜一带激战数日，日军仍未得手。不得已，日本方面再派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率该师团于13—15日在上海登陆。

18日晚，植田谦吉向第19路军发出要求中国军队从租界境界线北撤20公里的最后通牒，但被拒绝。

随后，日酋于20日凌晨，下达总攻击令，日军以闸北八字桥方面海军陆战队8000人为一翼，以蕴藻浜南岸至张华浜车站一线第24混成旅团6000人为另一翼，以江湾至庙行方面的第9师团为主攻方向，试图向庙行镇南端进行中央突破，再从南北两面消灭在江湾、闸北一带的第19路军，以及刚刚在杨家行、吴淞地区部署完毕的第5军。

但是，日军的这次大规模进攻行动，再度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20日晨，日军在主攻方向江湾、庙行一带动用了几乎全部火力，包括军舰、飞机、坦克和大炮，激战至晚，中方全线未退寸土。

次日再战，植田限令夺取江湾，然而，日军炮火虽尽毁江湾车站附近建筑，并造成中方守军的重大伤亡，却仍未能达到目的。

由于江湾、庙行久攻不下，22日，日军又以数千兵力进攻八字桥，上万兵力进攻江湾，另以3000兵力于凌晨乘雾猛攻江湾西北的麦家宅，企图由此直下大场，以截断闸北与吴淞之间的联络。

上午9时，日军终于突破麦家宅阵地，并逼近李家楼，在此防守的第5军随即调集兵力从三面夹击突入的日军，恢复了防线，并将一部分日军包围于庙行东北的金穆宅。

这一天，双方互有攻防，战斗空前激烈，两军死伤都在2000人以上。

经过22日庙行镇激战，植田感觉到以现有兵力无法达到目的，被迫再次向东京要求增兵。

此后两天中，日军除全力解救被围金穆宅的日军，最终将大部救出外，多数部队转入休整状态。

25日，植田在援军到来前之前，再次下达总攻击令，以求一逞。并且集中百余门重炮轰击中方阵地，使得中方庙行前线金家塘防线被突破，大部防线被迫后撤，中午时分，中方增援部队赶到，第5军在庙行镇的主力亦随之出击策应，终将阵地夺回，迫使日军重新退回出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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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冲锋的第十九路军官兵 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军队在上海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军界和政界都颇为震惊。23日，日本内阁开会批准进一步抽调第11师团和第14师团30000余人增援上海日军，并决定由前田中内阁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充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以陆军大将菱刈隆为总指挥。

与此同时，日本内阁还批准了海军司令野村和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应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之请，与中方外交代表顾维钧商谈停战事宜。

双方于28日晚商定：

（1）双方同时撤兵。

（2）日本不提议永久撤除吴淞或狮子林炮台之问题。

（3）中日合组委员会，邀第三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

（4）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行政权。

（5）中国军队退至真如，日本军队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完竣后，中国军队退至南翔，日本军队退回舰上。

对此，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人明确反对，其率日第11师团先遣部队于29日抵达上海当天，马上发动了新一轮进攻，并将刚刚到达的增援部队也投入了战斗，把中国军队彻底逐出上海。

当然，日军29日的进攻仍旧没有取得进展，反而损失了联队长林崛大佐，并伤亡近千士兵。

不过，随着第11师团大部和第14师团援军赶至上海，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兵力近6万人，而中方第19路军和第5军虽经不断补充，仅剩不足4万人了。

此时，我军防守的战线绵延百余里，部队持续战斗已一个月之久，整个防线变得岌岌可危。

白川义则和菱刈隆到上海后，迅速发现了中方防守的薄弱之处，于3月1日集中了1万兵力乘船抵浏河，一举突破了只有1个营守军防守的浏河防线，随即突向浮桥镇，直下茜泾，迅速开始形成对中方自吴淞、庙行、江湾、闸北至大场、真如第一道防线侧后的包围态势。

这一天，疲惫不堪且半数已经丧失战斗力的第5军和第19路军右翼第78师已再难以承受优势日军的强攻了，预备队也已用尽，因而几处防线都遭日军突破。

蒋介石原本答应30日前后，将会到来的援军这时仍未到达。在这种情况下，蒋光鼐总指挥被迫下达了总退却令，当晚即将主力迅速撤向黄渡、方泰镇、嘉定和太仓之线。

在撤退过程中，第19路军基本上保持了建制，但第5军遭敌突袭，嘉定城被日军占领。

随后，日军第9师团进至南翔一带，第11师团进至嘉定一带，第24混成旅团进至真如一带，第44联队及陆战队一部占据着吴淞，闸北一带由陆战队主力所控制。

中国军队则退至青阳港、陆家桥、白茆新市、常熟一线。

3月2日晚，日方在确定胜局之后，向中方提出了立即停止敌对行为的4项条件：

“（一）倘中国保证将其军队由上海撤退至若干之距离（距离由中日当局决定），则日本允停战若干时（时期由中日当局议定），在未续有办法以前，中日军队各守原防，关于停战细目，由中日军事当局商定。

（二）在停战期内，中日在上海开圆桌会议，由各关系国代表参加讨论，以其所开中日军队撤退办法，连同恢复并维持上海及附近和平与秩序办法，以及保障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并界内外人生命财产及利益，得一协议。

（三）撤兵（连便衣队在内）应由中国军队开始撤退，至一指定之距离，俟中国军队撤退查明属实后，日本军队即撤至上海及吴淞区域，可一俟平常状态恢复后，日本军队再由上海及吴淞区域内撤退。

（四）倘有一方破坏停战条件，他方应有行动之自由；又第一段所开议定之停战期满时，双方均得自由行动。”

对于此种条件，中国政府自然无法接受。

而且，在中国军队已经被迫撤出上海的情况下，日方所提出远远超出前此中日争议范围的要求，讨论事关整个租界的新的谈判条件，不仅遭到美国的公开反对，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国联的态度。

事实上，日本这时并没有扩大事态的意图，其制造上海事变的主要目的原本只是想要尽可能转移国联及其国际舆论对满洲问题的视线。

3月1日，关东军刚刚宣告了伪满洲国的成立，溥仪尚未就职，国联调查团又刚刚抵达日本，日本政府自然不同意上海派遣军太过激烈的做法，故明确要求其代表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去。

3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与中方代表、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谈。双方确定了三项基本原则，即：

一、中国军队留驻现在位置至协议签订时为止；

二、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一如1月28日前之状态（部分日军可暂时驻于上述区域毗连地带）；

三、由中立国人士组成联合委员会证明双方的撤军。

而后，又经过了两次非正式会谈，3月24日，上海停战会议在上海英国领事馆正式举行。

谈判一直谈到5月5日，最终达成《淞沪停战协议》。该协议共5条，内容包括“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中国军队在本协议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的地位”，日本军队则须撤退至事变发生前之“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地段”，以恢复原状。

上海停战协议签字的第二天，即5月6日，日方代表宣布日军即日起开始撤退。至此，淞沪抗战算是正式画上了一个句号。

第19路军被迫后撤后，曾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国民党内部对蒋介石、汪精卫政府的强烈批评，认为政府增兵不力，有误国之嫌。

但是，中日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日本被迫撤军，中国既不赔款也不割让领土，社会舆论对此却评价不一。

部分知识分子肯定政府的态度，而上海各界民众初知协议内容时，群情激愤，致使谈判代表郭泰祺被殴。

对南京心存异志的两广更是公开指责汪精卫等：“苟非丧权辱国，何以必要绝对秘密，急行签字？”

汪精卫再三解释，停战协议不含政治条件，与东北的继续抵抗可以同时并行，绝无丧权辱国之举。不过，监察院长于右任还是在21日以“停战协议未经立法院通过”为由，弹劾汪的违法行为，呈请依法惩戒。

这一波政潮虽然很快平息，但上海停战协议对中方的损害却是持久的。

因为，作为主权国家，中国政府不仅失去了在上海的驻兵权，且无权宣布上海常态的恢复，无权过问一切有关停战的疑问。

更有甚者，在未公开的协议附件中，中方还同意日本军队可以使用淞沪铁路，而中方不在浦东地区、苏州河南部地区驻扎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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